女子骑电瓶车载女儿和母亲闯红灯被撞飞：女儿死亡，女子获刑

　　“嘭”一声巨响，周薇（化名）感觉自己被使劲推了出去。巨响之前，周薇正骑着电瓶车闯红灯，母亲坐在后座，女儿站在前面踏板上，她们与一辆正常行驶的面包车碰撞。事故导致周薇5岁的女儿脑部损伤，抢救无效死亡。4月23日，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，经该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被告人周薇提起公诉，法院于3月2日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。

　　车祸现场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视频截图

　　2020年12月9日，周薇骑电瓶车载着自己的女儿和母亲，并且未佩戴头盔。途经某十字路口时，在红绿灯刚刚变为红灯的情况下，她心怀侥幸试图通过路口，结果被正常行驶的一辆面包车撞飞。从公共视频看，当时电瓶车速度较快，碰撞之后，三人连人带车翻滚飞出去四五米之远。面包车司机在事故后立即下车上前查看情况，并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，目送三人被救护车带走。周薇回忆，她当天下午本计划骑电瓶车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出发前5岁的小女儿突然说肚子饿，她拗不过，就表示带两人先去买点吃的，便骑车让母亲坐在自己身后，女儿站在自己身前踏板上，三个人坐在一辆电瓶车上出发。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周薇认为车流量不大，又试图“赶时间”，遂抱着侥幸的心理穿行。只听到“嘭”一声巨响，自己被使劲推了出去，脑子里突然失去意识，等重新缓过神来，周薇看到女儿额头上流着血，跪在旁边叫她，旁边是倒地的母亲和满地狼藉。三人被送去医院检查，从诊断结果来看，周薇和母亲只是几处骨折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就可以恢复健康，令人揪心的是女儿的伤情。当时从现场爬起来时，女儿表面看起来只是额头被划破，询问后也说没感觉不舒服，只是脑袋略有点晕，甚至主动返回到电瓶车后座上催促母亲回家。可经过检查，医生告知家属，周薇5岁的女儿大脑内部已经损伤，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。在进行了基础的伤势处理后，她被送往专业的儿童医院进行相关诊断和治疗，经检测确定，其所患的是创伤性脑损伤、脑疝以及其他由于车祸导致的并发症。由于当时的撞击过于猛烈，在经过一个月的抢救之后，这名5岁女童最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。周薇悔不当初。她说：“我真的好后悔，如果再重新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论怎样都不会像那天那样骑车。我不应该骑电瓶车带这么多人，我不应该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看红绿灯。我当时应该停下来看一下的，那样的话，我的女儿也不会死了……”尽管受害人是自己的女儿，但是这场事故是因周薇不遵守交通法规，违规行驶造成，周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被告人周薇违反道路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交通事故，致1人死亡，负事故主要责任，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周薇提起公诉。3月2日，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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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搭便车在生活中很常见

　　如果行驶途中

　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

　　该如何划分责任？

　　上海崇明一七旬老人

　　搭乘好友无偿提供的车辆出游时

　　因交通事故葬送生命

　　老人儿子怒而将事故双方驾驶员

　　及保险公司诉至法庭要求赔偿

　　近日

　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

　　审理了该案

　　搭乘好友便车却遭车祸

　　家属将三方诉至法院

　　2020年6月28日上午，被告一黄某驾驶一辆七人座的商务车载着徐某（71岁）、汤某、沈某等六名好友，去启东游玩。在启东市沿江公路农家乐门口，一处没有信号灯控制的十字路口与被告二杨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。

　　事故导致汤某及其他三人受伤，而沈某、徐某却未能幸免于难，于当日死亡。死者之一徐某就是原告徐先生的父亲。启东交警调查后，认定，黄某在没有信号灯路口，转弯没有避让直行车辆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，杨某负事故次要责任。

　　经查，杨某在事故发生期间，已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强制险和商业险。

　　徐某儿子认为，两驾驶员的过错导致了父亲的死亡，给家庭造成了巨大损失及精神创伤，遂将黄某、杨某、保险公司诉至法庭，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4万余元，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，交强险及商业险以外的损失按照责任比例由黄某、杨某承担。

　　法院：系好意同乘

　　酌情减轻5万赔偿责任

　　经审理，

　　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

　　黄某在本起事故中

　　是否存在好意同乘行为？

　　应否减轻驾驶员的赔偿责任？

　　原告徐某儿子徐先生认为：

　　双方存在普通的情谊行为，在长期交往中相互间存在无偿互助情形，不能仅以本次无偿搭乘出游为由而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。徐先生还认为，即便认定为好意同乘，因被告在交通事故中具有重大过失，依法也不能减轻其赔偿责任。

　　被告黄某则认为：

　　自己与徐某等人相约驾车出游，自己无偿提供服务，且负担燃料费、过桥费。黄某认为，基于好意同乘的法律规定，应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。

　　双方各执一词

　　到底是否符合“好意同乘”情节？

　　△庭审现场

　　经过审理，法院认为：

　　被告黄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，基于善意互助无偿搭乘徐某等人共同出游，系好意同乘行为。

　　黄某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车辆（未让直行车辆先行）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。但黄某具备驾驶资格，驾驶的车辆年检合格，无酒驾、无严重超载、超速及不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等违章情形，主观上已尽到普通驾驶员通常应尽的注意义务，主观上不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，依法可减轻其赔偿责任。

　　法院综合黄某的过错程度、赔偿总金额，按照社会良俗及公平观念，酌情减轻黄某5万元的赔偿责任。

　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

　　法院最终判决

　　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徐明医疗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.3万余元；在机动车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徐某赔偿金、丧葬费等20余万元。

　　黄某赔偿徐某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代理费等，酌减5万元，并与黄某事发后垫付的15余万元相抵扣，实际还应支付32万余元。

　　被告杨某赔偿原告代理费3000元。

　　什么是“好意同乘”？

　　本案的审判长崇明区法院副院长陈斌表示，“好意同乘”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者友情帮助而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行为。《民法典》1217条规定，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，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，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。

　　本案中，黄某与其他几人交往密切，且黄某无偿提供服务，负担燃料费、过桥费。因此，黄某的行为符合“好意同乘”的法律特征。对于减轻的赔偿金额，法律并无明文规定，法院最终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履行能力、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酌情减轻5万元赔偿责任。

　　还是那句话

　　遵守交规，谨慎驾驶！